埃文斯与默多克的遭遇战

埃文斯与默多克的遭遇战

1981年,英国业公司陷入困境,被迫出售给传媒巨头鲁珀特·默多克的新闻集团。由于担心默多克集团威胁“新闻报道的准确性和观点的自由表达”,英国议会在收购完成前设立了法律担保,限制所有者的权力。默多克收购《》一年后,人们的担忧成为现实。默多克绕过担保,借商业运营之名,控制新闻采编,左右政论立场。《》传统珍视的新闻采编独立性遭到腐蚀。

《底线:默多克与〈〉之争背后的新闻自由》一书回顾了这桩报业史上极富争议的并购案。该书作者哈罗德·埃文斯曾获国际新闻学会“世界新闻自由英雄奖”。1982年,他在担任《》主编仅一年后,因为多次默多克对于报纸采编业务的横加干涉,而为默多克不容,被迫辞职之后,远赴美国,先后执掌《大西洋月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纽约每日新闻报》等。

《底线》一书是埃文斯与默多克贴身博弈、“袒裸相见”的回忆。书中论及了审查限制、劳资纠纷、技术更新换代所带来的外部压力等重大主题,同时探讨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新闻理念的艰难嬗变。不过,此书的重大关切还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产业资本与传统的新闻采编职业理念之间的剧烈冲突,及其在无法调和时所带来的强烈冲击。可以说,该书尖锐地提出了新闻产业在受到资本、权力,而且往往是资本+权力合谋压制的社会环境中,如何继续保持自身独立的新闻理念的问题。

埃文斯此书的背景,正是默多克的新闻集团等文化产业寡头大鳄凭借着全球化的发轫之际,在全世界攻城略地之时。有论者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世界传媒业重组,使得全球的大众文化传媒市场,日益受到少数资本寡头、跨国公司的把持。传媒寡头在全球形成垄断竞争的态势,利用产业集约化经营和规模化生产的优势,为消费者提供形形的文化传媒产品,确立并维持其寡头垄断地位。默多克对于《太阳报》、《》、《华尔街日报》等鼎鼎大名的传统媒体的收购,可谓是这一寡头经营扩张趋势的鲜活写照。

尽管对于全球文化产业(有些论者主张应该叫内容产业或创意产业)是否存在寡头垄断趋势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埃文斯在《》的实际经历的确表明了全球文化产业资本寡头垄断经营的某些弊端。因为寡头资本的强势,新闻自由、采编独立的新闻业通则被打破或者大打折扣——或者为了迎合所有权者的特定政治倾向,而失去客观中立的专业立场,沦为党派打手;或者为扩张市场、提高收视率和市场占有率,而生产迎合大众的低俗化、色情化、暴力化的产品;或者为迎合广告客户的需要,而放弃独立自主的职业操守;或者是为了迎合特定的政治立场,而向受众兜售精英们精心设置的政治议程;或者为了乔姆斯基所谓的“分散注意力”的目的,而开发娱乐化、平面化、庸俗化的娱众节目,回避批判性的思考。凡此种种,使得大众传媒的理想目标——监督政治、批判思考,传递透明信息、启蒙和动员民众,培育公共理性、激发大众参与,等等——变得越来越暗淡无光。

这并不容易!现代大众传媒与资本的关系就像其与权力的关系一样,自其诞生以来,一直是新闻界、学术界、政界及社会大众等多方力量关注的重大问题,其间充满复杂的博弈和纠结的斗争。权力和资本,都是具有自我膨胀、自我扩张、自我强化之本性的“利维坦”“巨无霸”,因此需要制约,需要平衡。制约权力和资本的方法无非是法律制约、社会制约两方面。法律制约,即是建立德国人、法国人所谓的“法治国”,逐步确立、完善宪法、行政法、经济法等法律体系,用法治规则制约公共权力和资本势力,保护公民权利,维护市场公平。社会制约,即是培育社会力量来制约权力、驾驭资本。

为此,有论者强调要重建社会。卡尔·波兰尼针对市场主义的无孔不入侵蚀社会之弊端,提出过有机社会、“能动社会”的概念。针对市场原则全面渗透人类社会生活而形成的“市场社会”,“能动社会”可以与市场扩张相抗衡,进行社会的自我保护,产生出新的社会规范和制度安排,诸如工会、合作社、工人运动组织等——以此来抵御市场。默多克在收购日本五大广播公司之一的朝日广播公司时,就遭到了日本社会大众的强烈,僵持三个月后不得不从日本撤资。另外,默多克对于英国曼联球队的收购也因社会大众反对而失败,也是明证。

另外,从法治建设的角度,有识者也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建议。比如通过法治制约传媒寡头资本的一条途径,是可以创制新的法治规范,由此更多地向公众赋权。近年来提出的媒体近用权即为一例,即通过法律赋予普通公民更方便、更全面地接近、使用媒体的权利,免致思想自由市场的失灵。经典的思想市场理论认为,让思想之间自行竞争,就可以发现真理、健全民主或增进改革。但这点有时看来未免过于乐观——如同有形的市场一样,思想市场也会由于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因素而失灵。因此,面对垄断性媒体的市场优势,政府有必要通过法律创制,赋予公民接近和使用媒体的权利,以有效制约媒体的垄断优势。这需要政府通过积极立法来实现,如规定媒体必须辟出一定的版面或频道时段供公民发表相反、对立的意见等,以此维持媒体市场的公平运转。

当然,回过头来看,公众是否就可以信赖、值得保护,社会是否就一定向善入流、众志成城?细究起来,其实也是歧见纷纭。当代社会中的大众,有着很多种面孔:媒体时代承担广告间接税的中产购物者(李普曼)、丰裕社会中的消费至上者(加尔布雷斯、贝尔、马尔库塞)、集体行动困境中的搭便车者(奥尔森)……他们可能小富即安、自私自利,可能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还可能思想贫乏、知识肤浅、趣味低俗——默多克入主的众多媒体,大打猎奇、色情牌后,往往发行量扶摇直上,是不是迎合了部分消费者、部分大众的潜意识中压抑着的欲望?当下社会大众的迅速分化使得同质性的大众形象距离启蒙的理想越来越远,我们不能想当然地预设同质性的公众或者大众群体。理性的现代公民的训育,并不是纸上谈兵、可以轻易毕其功于一役的“现代性事业”,而需要社会合力的进一步努力。

埃文斯此书开启的讨论,还可以进一步深入下去,并带来可以思考的问题:默多克对于《》等报纸的收购,涉及垄断规制。为什么在垄断管制法规已经极为完善的发达国家,默多克集团的垄断资本能够绕过法律管制,得以创建垄断性的媒体帝国,并逐渐具有左右政局的势力?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是否需要进一步的调整和完善以应对此类现象?垄断性的媒体巨头日益具有影响政局、左右政治议程、政治结果的能力,对此应如何加以调控和管制?这就使得媒体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进入我们应予考察的视野。

比如,新近出版的《西方媒体如何影响政治》一书详细分析了当今发达国家的自由民主政治与媒体之间的复杂关系。自由民主政体自其诞生之初,就与大众媒体相互依赖、彼此共生。当今的媒体则在日益公关化、媒体化(主要是电视化)的政治过程中受到舆论引导专家、民意调查专家等的操控,发挥着各种复杂的作用:推广政治秀,推销、制造名人,推销战争或推销和平,推销政治方针与信仰,等等。该书认为,民主政治的媒体化在促进“民主化”方面的作用趋向衰微,而通过“大肆炒作”煽动公众、支配和驾驭政治的影响日趋严重。政治机器和媒体机器的运作者——作为表演者的政客、舆论引导行业、媒体从业者,以及躲在这些背后的隐秘的政策制定者——合谋制造各种政治幻象销售给受众,从而操控政治,推销政策,这是媒体精英与政治精英之间达成的隐秘的共荣共生关系。要刺破这层合谋制造的障眼的迷雾,社会公众需要被赋予更多更强大的权利,并尝试开放网络新媒体——如同奥巴马获胜的过程显示的那样,尽管该书对此并不抱有乐观的态度。

而埃文斯《底线》开启的另一个问题是:在资本、市场的经济逻辑和法律框架中,当资本所有者的股东权力坐大而侵害工会雇员、职业团体等利益相关者时,其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如何保障?资本掌控下的新闻职业的道德和理想如何保持?在这个问题之上,我们还会迎来更根本的问题:自由与资本的冲突——因为人性的复杂,而会是永恒的冲突?——有没有解决的答案?

在自由与资本的关系方面,我们自然会想到米尔顿·弗里德曼的雄辩:竞争性市场的自由运作是对权利和自由的保护与促进。(《资本主义与自由》)我们也可以重温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对于此类乐观的新自由主义观点的审慎反对,他声称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还是要与社会重建结合。(《自由与资本主义》)我们也注意到秘鲁经济学家德·索托的观点,他声称尽管尊重完善正规的资本所有权制度,但对于资本的欺骗性和强制性,仍然要有所制约——他主张的制约应该是更彻底的信息公开!(《资本的秘密》)

权力、资本、社会、大众的关系复杂、纠结,难有一时之定论。埃文斯在与资本的精疲力竭的博弈中,回归于启蒙理想的归宿——保卫新闻独立就是保卫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就是保卫民主社会。埃文斯和《》的故事又一次提醒我们,有必要对于大众传媒、新闻独立与资本、权力之间复杂难解的关系保持警醒。这些复杂的关系,或者需要在对于权力及资本的更精细、更全面、更平衡的法治制约和社会制约中,才有望更好地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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